最初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多是由病人向医生求死的。但近日报载在被访问的二千名美国医生中，有11％表示曾被病人要求为他们注射毒针，当中4.7％答应──在注射毒针的个案中，超过半数是病人亲属或配偶的“意愿”，而非病人本身的心意。

　　由此可见，安乐死的争议点可能已由“值得同情的自杀”变为“善意的谋杀”了。那类值得同情的自杀已把社会法制弄到“情与法难解难分”，而“善意的谋杀”又加添了“动机审查”的非客观因素，此后执法者当更烦恼了。

　　那么，作为一个市民，又可以怎样看这些案例呢？表面看来，安乐死可分为三类：1)自己动手了断生命；2)要求他人协助自己死亡；3)别人建议促使当事人死亡。

　　事实上，我们不能单凭自杀或谋杀的分类来断定是非，因为人若为求从痛苦中解脱而自杀，却不顾至亲（如：老伴）会因此而悲痛欲绝，那也是不对的做法。另一方面，一位警员为了制止血案而蓄意枪杀凶徒，却是可被接纳的行动。

　　然而，人若单从动机或利害关系来断案，正如那些“死亡权利运动”支持者(e.g.EGRO!)所作的，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服人。首先，动机和利害关系都可以是感性和主观的，很容易被滥用，凡事有利必有害，如何去衡量轻重才最准确呢？德兰修女的善行激励了不少人的慈心，但她不也曾延长了很多绝症病人的日子吗？她是对或错？

　　事实上，人没有生的自由（我们未经同意便被生出来），但却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有死亡的自由（人可以选择死亡，虽不一定合宜），但却没有主动寻求死亡的权利，（因为没有人有完全把握说自己完成了在世的“义务”），因此，邪教人士并无权利集体自杀。当然，我们更没有使别人死亡的权利。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安乐死呢？

　　首先，我们要把安乐死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主动去自杀或谋杀都是不对，即或有很高尚的动机，也不能不择手段(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因为没有人可以“证明”自己“确实”有寻死的权利。

　　以被动方式接受死亡，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就如那些殉道或殉国的人，他们不是故意（主动）取死，若能完成心愿（取义）而不用舍生，他们会选择在世与亲友欢聚。

　　被动安乐死该划分为两类：（１）不自然的(Unnatural Passive Euthanasia);（２）自然的(Natural Passive Euthanasia)。第１类是指故意放弃采用自然的延续生命形式，如：饮、食和呼吸空气，这种做法其实就像主动式的安乐死，所以，是不该接纳的。第２类是指弃用那些不自然的延续生命方式，如：使用呼吸器或人造器官，这种顺其自然让生命枯萎（并非有特效药也不服用），在绝境中不选择以“延长死亡”的方式生存下去，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因为正如昔日他顺其自然地出生，而现今他也可顺其自然地去世。

　　话虽如此，要完全通过理性的道德审核并非易事，因为我们不易确定某些延续生命的方式真是“不自然”的，如：用呼吸器维生虽是“不自然”，但吸收氧气却是“自然”的生理过程，在可以供应氧气时不予缓助，不也就像故意不给病婴喂奶，让他慢慢饿死，一样违反自然吗？

　　至于病况到了什么阶段才算绝望（irreversible），这也是个难题，因为昏迷多年的人也会突然醒过来。因此，“慈心杀人”（Mercy Killing）的抉择是很有主观的成份，容易被病者或至亲的个人感受弄昏头脑。

　　倡行“死亡权利”运动的人常强调只要是在理性计划下所安排的安乐死，便该立法批准，让自杀及协助自杀者都不被定罪。他们所持的理由，多是“人有死亡的尊严”，或说“生得欠缺质素便可求死”。首先，当人说“死得有尊严”，那是形容死亡前一刻的状态，若一个病人仍可以靠某些方法延续生命时，他仍未算进入死亡的过程，所以，我们只可说那人生得缺乏尊严或病得失去尊严。今天，我们不会把犯人当众凌迟处死（五马分屍）或在大街上问吊，我们可以说，那是为了以让犯人也可保留死的尊严。但那犯人死前生活得没有尊严，不应是判他死罪的原因。至于维持病者生的尊严，却可由病人家属或社工设法帮助，因为安乐死只是把现况缩短时间，并无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说生活质素差便该死，那是一个难有客观标准且是极易被滥用的观点。

　　至于不顾病者意愿，由旁人作主判处死刑，更是难以接受的社会现象，原因除了根据以上分析的道理外，“判官”的动机，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及个人恩怨，都难以追查辨别。

　　总而言之，安乐死只可给病人一个解脱痛苦的机会，但对于善后的人，却会带来良心不安、法律诉讼及滥用法例去损人利己等等后遗症。

　　因此，“安乐死”不一定是“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