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 督 教 发 展 简 史
目 录
导论 教会二千年历史速写................................................. 3
第一章 初期教会的宣教与扩展........................................ 7
新约教会的发展........................................................................................... 7
初期教会成功的秘诀................................................................................... 8
第二章 初期教会所经历的逼迫...................................... 12
基督徒受逼迫的经过................................................................................. 12
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 13
第三章 教会与信徒对政府的态度.................................. 15
第四章 异端的纷扰与正统信仰的确立.......................... 17
初期教会的内忧......................................................................................... 17
正统信仰的确立......................................................................................... 18
第五章 教会与政权的结合............................................... 21
第六章 黑暗时代的教会................................................... 23
第七章 中古时期：教皇与教会的兴衰.......................... 25
前言............................................................................................................. 25
教皇皇权的兴盛......................................................................................... 25
教皇皇权的衰落......................................................................................... 26
中古教会的衰落......................................................................................... 27
第八章 中古时期：教会的贡献与改革.......................... 29
中古教会的正面影响................................................................................. 29
中古教会改革的尝试................................................................................. 30
第九章 改教运动之蓄势待发.......................................... 33
改教运动的前夕—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33
改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 34
第十章 路德的改教与神学理念...................................... 37
改教运动的响钟......................................................................................... 37
路德神学简述............................................................................................. 38
第十一章 瑞士的改教运动............................................... 41
瑞士改教运动先锋：慈运理..................................................................... 41
激进的改教运动—重洗派......................................................................... 42
第十二章 护教者加尔文................................................... 45
加尔文的崛起............................................................................................. 45
加尔文神学简介......................................................................................... 46
第十三章 英国的改教运动与清教徒.............................. 49
英国教会改革之起因................................................................................. 49
英国的清教徒............................................................................................. 51
第十四章 改教运动的全面性影响.................................. 53
天主教的反躬自省..................................................................................... 53
改教运动在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55
第十五章 基督教内部的争论.......................................... 57
种种神学争论............................................................................................. 57
敬虔主义与启蒙运动................................................................................. 59
第十六章 教会面对的压力与复兴.................................. 61
工业革命兴起............................................................................................. 61
复兴运动..................................................................................................... 62
第十七章 二十世纪的挑战与前瞻.................................. 65
二十世纪的种种冲击................................................................................. 65
二十世纪教会的情况................................................................................. 66
每一页的教会历史都是救恩历史的一部份，藉着教会的宣讲及生命的见证，把神的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况活现出来，成为一种改造生命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教会每一页的历史都是坚贞不移的信徒用血和汗写成的。不少信徒为了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不辞艰苦地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并且在面对逼迫时，不惜将生命浇奠。他们的血便仿佛种子一样，在不同的地区萌芽生出教会来。然而，在过去一千九百多年中，教会也经历了多次的挫败，有时面对挑战时畏缩妥协；有时被外在的势力渗入，分化教会，使教会沦于败坏光景；有时因人的软弱，在高举教义真理时却忘记了爱心的实践，因而造成教会分裂，使神的名受到莫大的亏损。正因为教会经历过多次的挫败，我们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教会的历史是神的信实不断展现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时代，当教会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神便兴起他的仆人，配合各种环境的因素，洁净教会，复兴教会，使她从颓败中起来，拓展神的国度。
在我们比较深入去谈论教会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和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之前，我们不妨概略地将教会接近二千年历史的一个轮廓钩划出来，好让大家先有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
为了方便起见，很多史学家都将教会的历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初期教会史，由基督及使徒建立教会开始，直到第六世纪末年。史学家以六世纪末作初期教会史的完结，乃因教会于六世纪末已进入一新的历史形势。自五世纪开始，罗马政府对西罗马帝国已失去控制，西罗马帝国渐趋全面崩溃。然而与此同时，那里的教会却日益壮大，渐渐成为普世教会的领导。使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兴盛的关键人物乃大贵格利（或作贵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约540～604A．D．），他被视为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是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开山祖师。因此大多数史学家都以贵格利一世登基作教皇的那年为罗马天主教传统兴起的肇始。正因这缘故，第二段的教会历史便是由主后五百九十年（即贵格利一世即位那年）开始，直至主后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发动改教运动为止。史学家称这段历史为中古教会史。第三便是现代教会史，由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每一段教会史都有其特色，有它时代独特的契机，也有其独特的问题与危机，更有其独特的成就。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几个不同阶段的历史独特的地方。
初期教会的发展本身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当使徒们一个接一个离世以后，教会便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教会一方面要继续使徒宣教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分散于不同地域的教会在失去使徒属灵权威的领导下，如何保持纯正信仰及合一的见证？这是教会当时的问题。在这时期，教会一方面尽量保留使徒在世时的言论与教导，在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属灵领袖必须被坚立起来。我们通常称这时期为「后使徒时期」。这时期大概从主后一百年开始至主后一百七十年左右。在这时期，教会权威的形式开始产生变化。起初使徒直接地从基督承受使命去见证、传递他的启示，因此对放教会信徒，他们的言行，都带有代表基督的权威。但他们去世后，教会便得依据另一种信仰、生活的指标，于是一些被教会普遍公认的文献及信条开始出现，以作为信徒信仰、生活最可靠的参考。圣经的正典便是在这时期开始形成的；比较详细的信经（如使徒信经）也纷纷在这时期出现。在这时期，信仰的表达都是非常单纯，没有深奥抽象的阐释，并且非常着重信仰在生活上一些实际的问题。这时期也是教会经历很大的逼迫，却又扩展非常迅速的时期。教会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教会的组织还很简单，异端的影响仍未大猖撅，因此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时的信徒绝大部分是基层的。这时期史学家称之为「后使徒时代」（Post一Apostolic Age）。
接着便是「尼西亚前时期」（Ante-Nicene Age）的历史，由主后一百七十五年开始至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尼西亚会议为止。这段时期无论在内忧和外患上，教会都经历很大的压力。外患方面，就是教会接二连三的受到国家严重的逼迫，而异教徒的哲学家、文学家也多方面提出问难与攻击。内忧方面，就是教会内极端的信仰表达以及异端也多起来。因此在这时期，教会不单要向政府申辩，更要对应敌基督思想的挑战，同时也要为纯正的信仰争辩。因此，这时期最大的特色，便是基督教正统神学思想的发展及护教运动的兴起。同时，教会在迅速的扩展中，开始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崇拜的内容也慢慢丰富起来。此时的教会不再是低下层所独占的了，基督教已渐渐渗入中、上层，因此不同阶层相处的种种问题便开始出现在教会中。
「前尼西亚时期」之后便是「尼西亚时代」了。这时的基督教，因着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已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逼迫的忧虑没有了，但内部的种种问题却浮现出来。最严重的问题是教会开始趋于世俗化和结构化。为了避免受这种趋向的败坏，不少信徒退到荒漠中，企图透过在独处中的安静与严谨的操练，保持圣洁的生活。修道主义的兴起便是这时代的特色。这时代另一个特色是神学争论的普遍。为了要排解这些神学争论，教会就得继续不断地召开大公会议。教会的分裂也因这些争论和会议渐趋严重。
进入第二段的历史，我们看到罗马帝国不断萎缩，蛮族经常入侵，罗马军竟无力抵御。主后四百一十年，哥特人攻入罗马城，使整个罗马帝国举国震惊。当时便有不少人认为这事件是罗马亡国的先兆，是罗马人背弃他们的天神所招致的惩罚。主后四百七十五年，蛮族再攻入罗马城，四处抢掠，若不是罗马的大主教苦苦央求他们不要焚城，恐怕罗马城便付之一炬。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已不在罗马，而在小亚细亚旁边的君士坦丁堡。自从主后三百一十五年君士坦丁迁都以来，整个罗马帝国的重心便从意大利向东迁移，这便造成意大利及意大利以西的国境空虚。小小的一队蛮族往往可以攻城劫掠，来去自如。帝国因无暇西顾，竟任由罗马帝国的西边自生自灭。正因如此、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西边的政治、经济及宗教领袖，蛮族入侵后，协助及领导人民重建家园的，往往是罗马的大主教。罗马天主教也就是这样渐渐壮大。在东边，神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一个神学问题的纠纷解决了，另一个又出现。信徒的信仰生活已渐渐失去其活泼的能力。就在此时，大约是在主后六百三十年，回教突然兴起。回教徒在主后六百三十七年攻入耶路撒冷，不到两年，整个叙利亚也陷入他们手中。在五十年内，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大部份都落在回教徒手里，而教会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带的小小角落，教会可算损失惨重。
当时的形势的确非常不利，西罗马帝国经常受蛮族的侵扰，人民不能安定生活；而东罗马帝国则落在回教徒手中。这真是令人觉得黯淡的时候，因此很多史学家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我们要弄清楚，「黑暗时代」并不是指教会内部黑暗，而是指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趋于崩溃，在多方面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不少文化的遗产也渐渐失落。反过来，教会是保留那些文化遗产的使者；例如在很多地区，在蛮族入侵时，农民往往迁逃，以致不少农地荒废，甚至连耕作的技术也都失传了。教会很多修士便负起耕作的任务，并且保留了耕作技术。其实这时期也有它光明的一面。这时期是教会向欧洲西边及北边扩展神速的时期。以罗马为基地，教会差遣传教土带领蛮族归主。从主后六百年到七百五十年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盘踞于现今德国、法国地区的蛮族，全部归信基督；再过不多时候，北欧也归入了基督教的版图内。
由于东边的教会大大的萎缩，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大公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而罗马教会因其宣教的成就，也成为欧洲所有教会的母会，受她的牧养与管辖。于是罗马天主教便日益壮大，而一度极具影响力的东方教会在历史上竟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以后教会历史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西方教会的发展。
教皇的势力日益壮大，教会的地位日高，权力的斗争及各式各样的腐败也开始出现。意大利的贵族经常控制教皇的推选及其他的政策，因此，一些德性败坏的人竟也当起教皇来。从主后九百年开始，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几经改革也无法扭转。在上的如此，在下的也如此，很多主教主管数个教区而从来不负牧养的责任。不单如此，他们竟将一些有利可图的圣职售卖，很多圣职人员的道德生活败坏非常。因此缺乏牧养和真理的教导，民间的各种迷信渗入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中；有时圣职人员更利用这些迷信鱼肉信徒，如颁布、售卖赎罪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神学方面，经院学派兴起，神学的反省几乎完全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系统俘掳。理性的论证往往取代了对神话语的聆听与阐释，神的道被化成一套一套抽象玄奥的系统，与信徒的信心经历及生活相去不知千里。
在这情况下，上至教皇，下至信徒，都觉得教会急需改革，但他们不知从何着手。偶尔有几声旷野的呼喊，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十六世纪初，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意识的蜕变已由渐变而转速，急剧变革已知箭在弦。当一切条件就绪，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发动的改教运动便展开，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作出全面的检讨、批判与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如星火燎原一样地迅速蔓延，最初在德国，后来在瑞士、法国展开。不久，英国因亨利八世未能取得教皇批准他与皇后离婚，因而与教廷决裂，另一形式的改教运动也在英国展开。在德国的改教运动产生了信义宗的教会：在瑞士，由慈运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1484～1531 A．D．）及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 A．D．）领导的改教运动产生了改革宗的教会；在英国就产生了圣公会。信义宗与改革宗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丹麦、瑞典、挪威受信义宗的影响极深，而苏格兰、荷兰、比利时则受改革宗的影响较深。在英国，一些不愿接受圣公会体制的信徒在十七世纪远渡重洋到北美洲寻求教会自由，这是美国立国的先祖，他们大都受改革宗的影响极深。然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波兰这些地区，改革运动因着各种因素而节节失利。所以改革运动以后，天主教的传统依然很牢固地坚立在这些地区。如此一来，教会便呈现分裂之势；天主教与改革派三百多年来一直彼此敌视。而在改革派中，不同的宗派因着信仰表达的重点不同及体制上的差异，也形成了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势。
在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方面将精力倾注于传教的事工上，他们在拉丁美洲、亚洲，甚至在欧洲本身都有相当的成就。而此时，改革派却纠缠于宗派间或宗派内的神学争论中，将不少精力虚耗，在传教方面几乎交了白卷。
十七世纪开始，整个欧洲的精神文明正发生很大的变化。理性主义渐渐抬头，科学也相应快速地发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所谓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一种机械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就好像一个机械的系统，里面一切的现象都可以用机械的科学原理解释。于是，信徒的信心受到严重的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为了应付这些挑战，一些神学家竟削足适履地将传统的信仰妥协，因而产生所谓自由派神学。在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西方在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之间，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这却带来四方精神生活的空虚，而教会也因此感受物质主义很大的压力。教会面临世俗化的危机。
然而在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以至二十世纪初期却是教会复兴更新的时期。自十八世纪末，复兴的火焰由英国燃烧至美国，再由美国蔓延到其地地区。这股复兴的火与教会传教的热忱相辅相成。因此，在这二百年来，改革派教会的增长也是空前未有的。
到二十世纪，教会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挑战，就如共产主义，物质主义，民族主义等。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是基督教节节败退的时期。共产主义在六十多年内席卷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欧洲的教会似乎不断萎缩。然而，教会的生命力真是惊人的，在种种狂潮的冲击下，教会却不单没有退缩，反而有扩展之势。在主后一九八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基督教仍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教会也在不断地增长中。
二十世纪是西方传教士撤退时期，也是本土教会兴起的时期。许多第三世界的教会在负起自治、自养、自传的责任后，发展极其迅速。而教会史也从以西方教会历史为主导的阐述转向多元的历史阐述，而从多元的历史发展中寻求普世的意义。
二十世纪也是合一运动开展的时期，但可惜合一运动稍为开展，在仍未能将不同宗派的距离拉近前，便大谈世界宗教的对话与合一，因而在推动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教对谈、合作与合一方面，没有产主突破性的果效。而不久，合一运动的焦点也渐渐转移，从比较着重合一的讨论与活动，转移到政治及经济的解放，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神学及教会生活，引起颇大的变化，也同时迫使普世教会正视信仰与处境的关连。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教会的宣讲是从过往回应理性思辩的时代潮流，转向回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势。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教会最大的发展会在非洲和亚洲：在非洲，教会的宣教工作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而在亚洲，我们仍在起步的阶段。面对这么广大的禾田，亚洲基督徒的责任真是重大。
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吩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门徒忠心的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便大有能力，放胆的宣讲基督为罪人受死、复活的福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因着他们大胆的宣讲，受洗加入教会的人天天增加，耶路撒冷的教会便壮大起来，使犹太公会的人感受到很大的威胁，企图用逼迫去遏止基督教的蔓延。当信主的人越发增加，他们对教会所施的压力便越大；初时只是将使徒收监，后来竟公然将司提反用石头打死。自司提反殉道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便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部分散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用历史的透视，我们看到神让逼迫临到信徒是有他的美意。初时信徒只忠心的在耶路撒冷工作，他们似乎没有望远一些，看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需要。神藉着逼害，将他们领到新的工场，为神收割。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腓力被圣灵领到撒玛利亚，因他的宣讲，撒玛利亚的人都受洗归信基督。随后腓
力被圣灵领到旷野，在那里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然后为他施洗。对于当时的教会，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福音第一次被带到外邦人当中。就在这时候，神呼召保罗，作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这样，福音便在外邦人中文大的广传，从巴勒斯坦及小亚细亚一带，到希腊以至意大利各城，福音的种子撒下，教会便在这些地方萌芽、茁长。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在使徒时期，教会只是零零星星的散布于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及意大利各地，而每处的信徒仍是非常稀少，且限欣低下层；但这些零星地散布的基督徒群体却在以后短短二百年间，使他们的信仰成为改造整个罗马帝国文化的重要动力。我们不妨在这里看看初期教会扩展的情况。
谈到教会的扩展，很多史学家都以安提阿为中心，因为在初期教会，安提阿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基地，教会第一队向外传教的宣教队便是在这里组成的，那便是保罗和巴拿巴组成的宣教队。相传多马也是从安提阿出发，往东到达巴非亚王国（Parthia）传道，然后再往东到达印度。
首先我们谈谈教会向东推进的发展。从安提阿向东北推进，福音传到伊德撒（Edessa）。伊德撒是当时从小亚细亚及叙利亚往亚美尼亚（Armenia）境的必经之路。大抵因为它是贸易的通道，早在一世纪，福音已传到这里。相传伊德撒的国王当耶稣在世时，写信给耶稣，求他为他治病：而耶稣复活后便差一使徒前往为他治病，因而使全城归主。无论这传说是否真实，教会很早已在这里建立稳固的基础却是事实。在主后第二世纪末，基督教已在这里被奉为国教。按一位教父的记载，当时首先由王室接受基督教，然后人民跟着信主。由伊德撒再往东，福音传到米索波大米亚一带，直到波斯的边界。当时米索波大米亚境内的人民多信奉拜火教，但拜火教渐渐失其活力，故教会很容易在这里建立基地。在主后二百二十五年，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境界，教会己有二十多位主教，亦即建立了二十多个教区。然而再往东到波斯，福音便面对很大阻力。在这里，拜火教也是国教，但这里拜火教的组织非常严密，因而对基督教产生了统一而有力的抗拒。
从伊德撒北上，福音传入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境内，再由加帕多家传人亚美尼亚。在第三世纪时，一位名叫贵格利（被称为光照者贵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240～332A．D．）的人从亚美尼亚往加帕多家求学，在那里信主，便毅然回亚美尼亚传福音；他本身是贵族，于是便首先向贵族传，忍受了一段时期的逼迫，终于带领亚美尼亚王信主，跟着更带领全国归主。时至今日，亚美尼亚的文化与基督教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亚美尼亚人的爱国情操与他们的信仰生活也是紧密相连的。
从安提阿向西，那便是当日保罗传道最活跃的小亚细亚。在保罗所建立的基础上，教会发展得很快。从当时一位名叫皮里纽（Plinythe Younger）的巡抚在主后一百一十年写给罗马皇帝他雅努（Trajan的信中，我们便可见福音的广传。他告诉皇帝，在他到任时，因为信基督教的人日渐增加，不少庙字冷淡不堪，由此便可见基督徒的人数一定不少。在腓尼基，教会在各大城市被建立起来。不过在加拉太境内，福音的拓展相当缓慢。小亚细亚北部的本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抗拒福音；但到了第三世纪，因着一位被称为行异能的贵格利（Gregory the Thaumaturgos）忘我地传福音，几十年间便几乎全境都归主；相传他到本都时只有十七人信主，但到他去世时，本都全境只有十七人仍未接受福音。这传说固然不能尽信，但由此便可见一个人的热忱，有时可以产生突破性的作用。除了热忱以外，贵格利还有一秘诀，就是灵活地运用当地的节期及庆典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使当地的风土人情基督化，信徒无需感到做了基督徒后就得与固有的文化断绝关系，基督教反而变得非常亲切。
按早期教会史学家犹斯比的记述，马可及亚波罗是最早到埃及传福音的人。他们开始在亚历山大港工作，到二世纪末，亚历山大港已经成为教会扩展的基地：第三世纪初，一间颇具规模的「门徒训练中心」也成立，用来装备信徒，以应付在信仰、生活及传福音上的各种挑战。主后二百三十五年，单就亚历山大港便已经有二十位主教。与此同时，迦太基亦成为基督教在北非扩展的中心。在北非，教会扩展的速度真是令人惊叹，约在二百二十年，教会在迦太基召开会议时，北非只有七十二名主教参加；三十年后，主教的人数增至九十多位，而三百年左右，主教人数竟接近二百位（即表示有二百多个教区），可见发展何等迅速。
在意大利，教会的发展也很惊人，在一百四十年左右，全意大利只有十二位主教，而二百五十年左右，单单南意大利便已有接近一百名主教。在这时，罗马城约有四十间教室，一名主教，四十六名长老，教会所收容的寡妇竟达一千五百名。有史学家估计罗马城当时信徒的人数在三万人以上。
总括来说，在二百五十年左右，全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依照这个形势，没有君士坦丁大帝在三百一十五年接受基督教，罗马帝国基督化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以上所谈是基督教的扩展，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样神速的扩展，其原因何在？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学？
十八世纪极负盛名的史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
A．D．），写了一本史学矩著，就是有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这本书中，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述基督教的发展，说明基督教在当时文化转变中的重要性。吉朋本人虽对基督教相当敌视，然而在讨论基督教的扩展时，也不能不惊叹初期教会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劲。他认为教会之所以能成功地将福音传开，有五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基督徒对于他们所信的有一种极度的狂热。基督徒一改以往犹太教的偏狭思想，不再坚持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而将救恩普泽于万民，并且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然而，他们却绝不妥协、绝不放松地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执着连奥热流大帝（Marcus Aure1ius，121～180A，D．）也觉得不能接受，他认为基督徒为可憎，对社会、文化最坏的影响，乃在他们太固执。他们不留余地的弃绝异教的信仰及生活方式。在过去，信奉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份，而宗教的活动（例如不时到庙里参拜），不一定对整个人的生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信仰完全改变、占据他们的生命，基督教信仰革了他们的命，叫他们重新再活过来。于是「悔改」（Conversion）的观念第一次在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出现。基督徒很清楚的表明他们是独特的一群，他们不怕与众人不同。亦因这缘故，他们信仰的内涵、生活的方式，便显得非常鲜明，绝不混淆。这样鲜明的信仰也迫使有心的人作清清楚楚的抉择。在另一方面，初期的基督徒在传福音的热忱上，也是使人惊叹不已的。在新约，我们看到使徒领着一些信徒东奔西跑的去传，传福音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在《十二使徒遗训》中，我们看到当时很多平信徒放下他们的产业，成为巡回布道者，完全以传道的事为念，生活则完全倚靠其他信徒的供应。第三世纪中时的教父俄利根说：「基督徒尽他们所能，将福音传遍普天下。有些弟兄更以此为他们的事业，从一城到另一城，一村到另一村，领人归主，……许多时候他们连最起码生活所需的供应也拒绝接受。」当时很多的教会领袖，本身就是很成功的布道者，例如坡旅甲（二世纪一殉道主教）便是很出色的传道者；又如爱任纽主教，为了更有效的向不同的人传福音，他竟毅然学习多国语言。
鲜明的信仰，以极度的热忱传出去，其感染力必然很强，因此初期的教会便增长得很快。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基督徒对主耶稣再来的等待，极度的恳切。这种生命态度在当时非常重要。当时政治动荡，罗马帝国内部分裂，政治暗杀频生，而外敌的侵扰也越来越多，因此，当时真是人心惶惶，有朝不夕保的感觉。但基督徒在一心等待主再来的心态中生活，一切的动乱，反成为主再来的一些征兆，叫他们更殷切期待。正因他们生活在盼望中，一切人间的苦难，他们都能坚忍。因此，在其他人的眼中，他们的生命力，真是强得惊人，就是面对死亡，他们也不惧怕。他们在等待将来的审判和将来的奖赏中生活，叫他们生活得更有活力、更有劲，于是在与其他宗教相比之下，基督教便显得有极大的生命力，这对非信徒是一个很大的吸引。
第三个原因，他们仰赖圣灵的能力，在世人当中行神迹奇事。先知的讲论，方言的恩赐，治病、赶鬼的能力，在他们当中是非常真实的。连敌视基督教的吉朋也觉得，失去这种神迹奇事的体验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损失，他带着讽刺的口吻对他同时代的基督徒说：「初期教会的神迹异能，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在教会中确定地位，但在最近这些年代，却备受攻击；虽然信徒中仍有不少坚信神迹异能，我们的神学教授却视之为基督教信仰的绊脚石。」这段讽刺的话对于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第四个原因，初朋的基督徒要求自己过着极度圣洁严谨的生活。这种生活的见证，对于他们的邻舍真是既直接又具体。当时教会对于申请受洗加入教会的人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从《十二使徒遗训》，我们看到他们对慕道的人的教导，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操练上。慕道者的操练课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除旧恶；第二阶段是学习在社交生活及政治参与的活动上，完全顺服基督的教训；第三阶段则操练守望、警醒、祷告：第四个阶段操练站立稳固，抵挡试探。在希波律提主教领导的教会中，一位慕道者要经过三年这样的操练课程，才被接纳加入教会。由此可见初期教会对信徒的生活持守着多么严谨的态度。
第五个原因，使是基督徒相爱的团契生活，对未信的人真是很大的吸引。当时的教会没有什么有形的组织及架构，但信徒们却紧密相连，彼此相顾。在他们中间，一切社会制度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消除了，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完全平等，富有的与极贫寒的都能一同坐席，分享爱筵。在彼此扶持、鼓励中。他们更能抵受外来的种种压力；反过来，外来的压力只会叫他们更加团结。
除了以上五个原因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原因，例如信徒对邻舍的关怀，是很有力的见证。有些信徒信主之后，将一切的产业变卖，分给贫穷人；教父巴西流和安波罗修都是极富有的人，他们为了照顾受饥荒灾害的饥民，便将自己所有家业变卖。有些信徒为了照顾一些极度贫穷的人，竟愿自己禁食，把所余的分给他们。这样对别人舍己的关怀，就是敌视基督教而企图复兴罗马异教的罗马皇帝犹利安（Julian）也感到惊异；因此，他认定，基督教成功的秘诀是在于基督徒对人舍己的爱，而罗马异教的失败，乃在于对人缺乏关怀。他写信给他手下的大祭司亚撒基雅时说：「那些不虔不义的加利利人，不单喂养自己的穷人，竟也喂养我们的穷人，而我们自己的穷人竟得不到我们的照顾。」他于是吩咐亚撒基雅带领他的属下信徒效法基督徒爱人的榜样，以求扩展异教。为此目的，他赐下三万斗谷粮给亚撒基雅，作为周济穷人之用。
在这里我还可用一件事例来表明初期基督徒如何实践舍己爱人。史学家犹斯比记录了狄尼修对主后二百六十三年亚历山大瘟疫一段感人的描述：「一场瘟疫随战争而来……我们大多数的弟兄表现了极度的仁爱。他们互相鼓励，勇敢无惧地探望病者，照顾、服侍他们。他们甘心染上邻舍的疫病，受他们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顾病者时得病死去……反过来，外邦人便很不同，他们撇下那些初现病症的人，就是至亲，他们也弃而不顾。」基督徒如此仁爱的表现，对于未信的人的确有很大的感染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基督徒愿意为信仰忍受迫害，甚至舍弃生命，这种坚贞的信心，使不信的人不能不严肃的考虑他们所信的是否真实。一个愿意以生命来坚立信仰的人，是任何人也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的，他们所信的一定有使人折服的地方。如此，很多人便被这种以生命作保证的信仰所感动，归信基督。
以上所谈，真是值得今日教会反省，叫我们向初期教会学习。在护教学上所下的工夫
除了生命的表现外，初期教父为信仰争辩的睿智也是福音扩展很重要的因素。异教人士不革以权势、武力镇压基督徒，更厉害的武器便是思想的围攻。犹太和希腊的思想家联成一阵线，对基督徒的信仰问难质疑。但各方面的攻击反而刺激起基督徒不懈地思索，以最清晰并富创意的思想及意象表达信仰。初期教会的「护教运动」（Apo1ogetic Movelnent）便这样兴起，其中不少的护教者可算是当时一流的思想家。最初期的护教者有雅典的亚里斯德（Aristides），比尔拿的亚里士图（Arlsto of Pel1a）：他们情词恳切地上表于罗马皇帝，陈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并为时下对基督教的误解力辩。第二代的护教者有撒德市的米利都（Melito of Sardis）及犹斯了（Justin，约100～165A．D．）等，其中以犹斯丁的雄辩最为著名。犹斯丁可算是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哲学家。在接受基督教前，他遍寻智理，对希腊哲学认识很深，特别是当时的柏拉图主义。因此他日后所写的两卷《辩道》（Apology），不单对当时那些对基督教的攻击有效地处理，更将基督教的信仰清楚并具哲理思辩地表达出来。他第一卷的《辩道》是写给罗马皇皮雅斯大帝的。他向皮雅斯解释，一般人以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并以为他们不道德，完全是一种误解。他向这位皇帝陈述基督徒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的信仰比当时民间的迷信如何更合乎理性。同时他更以基督徒严谨清洁的生活，以表示基督徒在道德上实高于非信徒。他针对犹太人而写的《与犹太人德理夫的对话》（Dl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使人惊异他对旧约圣经深邃的掌握。犹太人德理夫表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两大原因，乃在于基督徒不守摩西的律法，更有甚者就是他们竟以一个人—耶稣—作为神来尊奉。犹斯丁于是以旧约圣经为基础，向德理夫解释摩西的律法及先知的讲论如何在基督身上成全，并且以基督的教训（特别是登山宝训为总结），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与犹太人德里夫的对话》的确极具说服力。
犹斯丁以后，他的学生达提安（Tatian）继承他的护教工作。与他同时期的有雅典纳哥拉（Athenagoras）及荷玛斯（Hermas）。他们都是初期教会重要的思想家。
在第三世纪初，教会出现了两大思想家，一在西方，一在东方。在西方的是特土良（Tertullian，160～220 A．D．），以拉丁文写作；在东方的为俄利根（Origen，182～254 A．D．），以希腊文写作。特土良的《护教学》（Apologeticum）首先提出宗教自由的要求，继而请求罗马政府尊重基督教，公平地对待基督教。他仿佛以律师的身分，为基督教要求法律的保护。接着，他更以基督徒的人格，对国家的贡献，以示基督教的优越。他另一卷书《灵魂的见证》（On the Testament of the soul）显然比较哲理化。在其中他极力揭示人心灵对罪孽的体会及其超越提升的渴求。以此为基础，他力证基督教的信仰如何有效地回应人类心灵的渴求。
俄利根的护教工作比以前的教父更为出色，也奠下了基督教哲学开展的基础。俄利根受业于当时哲学名师撒加斯（Ammorius Saccas），根据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弗里（Porphyry）对俄利根评论，俄利根广泛采取柏拉图及卢孟尼雅（Numenia），高尼雅（Cronius）亚波乐芬尼（Apollophanes），聂哥马赫（Nicomachus）等当代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去支持基督教的信仰。俄利根最著名的辩道著作当然首推《反施尔撒克论》（Against Celsus）。他以施尔撒克的哲学论据为起点，并赞同他对拜偶像及将神人化的宗教的攻击，但对于施尔撒克对基督教的误解却有力地驳斥，并进一步以哲学睿智确立基督教的可信性。
初期教父为辩道的缘故，苦心孤诣，是我们今日信徒必须学习的。他们的胆色及开明的态度，勇于深入哲学界的阵垒，取其精进者而攻之，并借助其思想工具去阐释基督教的信仰，使当时的人更易明白接受基督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基督教在最初的二百多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政府颁谕的禁制、逼迫以及民众暴力的对待，不少基督徒因此而殉道，然而，正如教父特土良说，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会的种子，信徒血流之处，便是教会发芽生长的地方。
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看到初期教会四处被压迫的史实，但与以后的逼迫相比，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真是小巫见大巫。
在主后六十四年，尼禄皇帝（Nero，约37～68 A．D．）对基督教真是极尽残暴。按当时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约56～120A．D．）的记述，在罗马城大火之后，罗马的居民普遍相信是尼禄皇帝纵火，为了消除百姓对他的怀疑，他便将纵火的罪推到基督徒的身上，并用极残忍的方法来惩治他们。在竞技场内，不少基督徒被迫穿上兽皮，使他们看起来像野兽一样，然后放出一群猎犬，将他们活生生地撕裂咬死。这一群在竞技场殉道的，已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其余的，尼禄皇帝吩咐部下把他们与乾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燃烧，以照亮尼禄皇帝的园游会。按教父革利免的记述，保罗与彼得便是在尼禄的迫害中殉道的。
尼禄死后，有十多年的时间非常平静，但主后八十一年开始，逼迫的浪潮又再开始，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多米田（Domitian，51～96A．D．），他下令大规模搜捕基督徒，将他们处死，就是连他表弟的一家也不能幸免。他的表弟革利文斯被判处死刑，而他的妻则被放逐到一小岛上，他们的两个儿子，本来被指定为皇位承继人，也从此销声匿迹。这个家庭为他们的信仰，所付出的代价真是不少。多米田迫害基督徒真正的原因，我们很难断定，但极可能是因为基督徒不肯称他为神。这推断是基于他一反以往罗马的惯例，不等待死后才被追封为神，而在生前即要求百姓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称呼他。
多米田以后，他雅努皇帝（Trajan，53～117 A．D．）虽然没有积极地搜捕基督徒，但却维持一贯严惩基督徒的原则，凡接到举报某人是基督徒，便彻底调查，并要求那人向罗马皇的像奠酒献祭，以示清白，要不然便将他处决。
从当时小亚细亚一巡抚皮里纽与他雅努皇帝的来往公文，我们可见基督徒的处境，他上表给他雅努说：「王上，一如往昔的惯例，我每遇疑难，必奏禀请示王上……我因从未审理有关基督徒的案件，故不清楚如何定他们的罪，也不知如何处置他们……我现时的措施是这样：任何被控为基督徒的，我便审问他们是否真是基督徒，若他们承认，我便以刑罚警吓他们，并再次审问，假若他们坚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便下令将他们处决。」
而他雅努在批示中说：「你在处理被控诉为基督徒的案件，做得非常正确……对于那些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他们必须敬拜我们的神，以示他们清白……。」
在他雅努的统治下，教会两位出色的主教殉难：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Symeon）被钉十字架，而安提阿的主教伊格那丢（Ignatius of Antioch，35～107
A．D．）则被解赴罗马喂狮子。
他雅努的政策继续被以后的两位皇帝沿用，但依然有不少信徒殉难，示每拿的主教坡旅甲（Polycarp，70～155 A．D．）便在雅斯大帝（Antoninus Pius）治下殉道。坡旅甲的见证实在非常感人，值得在此一提；坡旅甲被解赴竞技场，示每拿的巡抚为要救他，给他最后机会，只要他在众人面前否认基督，他便得释放。坡旅甲对他说：「八十六年来我一直事奉我的主，他从未亏待我，我怎可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主？」巡抚严厉的说：「那我便不能不将你丢给野兽吃。」坡旅甲回答说：「放你的野兽来吧！」巡抚说：「你若轻视野兽，那我把你焚烧。」坡旅甲平静地回答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你却忘记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巡抚大声的向群众说：「坡旅甲说他是基督徒！」暴民于是一涌而上，将他烧死。
到主后一百六十一年奥热流皇帝（Marcus Aurelius）在位时，情势又改变。奥热流觉得基督徒对他们信仰的狂热和执着，真是愚昧至极，因而对他们特别憎恶，对他们的迫害因此比以前更厉害。不少基督教教父为信仰据理力争，以理知论述阐释信仰，以图说服他，他亦充耳不闻。再加上当时地震、水灾、瘟疫、火灾频频发生，基督徒的事被指为灾祸的根源，暴民杀害基督徒便经常发生，奥热流不单没有阻止暴民的暴行，反从中鼓励。按史学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尸首，满布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后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这些『神的仇敌』沾污大地。」在这时期，我们看到一些可歌可泣的殉道故事。有一位名叫洗弗连纳（Symphorinus）的年轻信徒为坚持信仰而被判处死，在行刑前，他的母亲鼓励他说：「我儿，要坚强，不要惧怕死亡，因为它将你领进到真正的生命去。仰望那在天上掌权的。今日你在地上的生命不是被取去，它只不过是被转化，化成天上的生命。」
从主后一六一年至二二二年，教会受的迫害很大：以辩道见称的教父犹斯丁（Justin Martyr）亦于此时殉道（166A．D．）。主后二二二年至二五0年间，教会稍得喘息的机会，因逼迫平静下来。但这平静反成为很多基督徒日后失败的原因。在这平静的日子，基督徒开始松懈起来，到主后二五
○年德修皇帝（Decius）颁令所有基督徒放弃信仰，向罗马的神献祭，违者初而警告，再犯就被处决。很多基督徒因为没有防备，对安逸的生活贪恋，便跌倒了，离弃真道。等到风声没有那么紧时，这些失败的信徒要求重入教会。这便成为教会一严重的问题：教会应否接纳这些弟兄？有人赞成接纳，也有人认为应将这些不忠的信徒拒于门外：教会也因这问题而分裂。
主后二六○年至三○三年间，这五十年亦颇为平静，教会发展奇速，人数大增。但约在主后三○○年左右，戴克里仙皇帝（Dioc1etian）为了要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便要求所有罗马公民持同一的信仰，基督徒也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于是在主后三○三年，他下令将教会毁灭，基督徒只有一选择：背弃信仰或死亡。他并下令基督徒将圣经交出来，然后焚烧。不少基督徒殉道，也有隐藏起来的，也有背弃信仰以保性命的。戴克里仙皇帝的逼迫之后，更严厉的逼迫还在后头。主后三○八年加利流（Galerius）颁令，所有人除须向罗马的神献祭外，凡市上的食物一律洒上祭祀的酒，以迫使基督徒吃「祭物」或饿死。然而这些苦难的日子很快便要过去了，主后三一三年罗马政府颁令容忍基督徒，而大概十年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88～337．A．D）登位，他皈依基督教，在他带领下，罗马帝国的大部份百姓也皈依基督教，而不久，基督教便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罗马帝国自上而下都如此严厉地迫害基督徒？当时罗马的文化正面临崩溃，因此不时有东方的宗教在罗马帝国兴起，为什么那些宗教没有受什么严厉的迫害，而单单基督教却遭遇如此对待？
基督教之所以受严厉的迫害，第一，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的极度狂热，严重地威胁罗马国教的生存。其他的东方宗教没有那么主动地去领人归信，因此它们的存在影响不大；而且那些宗教多少带有混合主义，与罗马原本接纳的宗教也很相近。但基督教却清清楚楚的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并且以自己的信仰为绝对真理，不肯与其他宗教融合或并列，这便得罪了当时要维护罗马宗教的人，也令其他宗教的信徒憎恶。另一方面，基督徒为了分别为圣，绝不肯参与任何国家所指定的祭祀，这便引起误会，叫人以为他们蔑视神，甚至不信神的存在。因此当时对基督徒一个严重的控诉是：他们是无神论者。这是何等冤枉！
基督徒被迫害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罗马当局认为他们施行神迹奇事，违反了当时罗马禁止巫术的法例。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初代教会绝大部份的信徒都是低下阶层的份子，这些无产无权阶级往往受欺压、被轻视，他们当中更有很多是奴隶。很自然地，基督教便被看为下贱人的迷信，因而被当时的上层阶级及当权份子所鄙弃。
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在他们眼中太狂热，他们所标榜的圣洁、仁爱、和平、公义，在人看来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当基督徒不计代价地付诸实践时，其他的人一方面暗暗佩服，但另一方面却感到不安。例如基督徒拒绝进入罗马盛行的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至死。不少教父更批评当时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这引起当时的人很大的不满。当基督徒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强烈的对照，他们便感觉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基督徒不受欢迎。假若基督徒稍识时务，肯妥协，那么人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过妥协的生活，那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基督徒却偏偏要固执，揭示人性阴暗的事实，那便叫人很难容忍了。
第五个原因，就是基督徒结成一体，很容易使人怀疑他们有政治企图或行动；而且在国家的法律以外，他们更遵守神的律，并坚持神的律才是绝对的。不少基督徒因要谨守不可杀人的命令，便坚决不拿兵器，不肯当兵，这对于以军事立国的罗马政府，显然是罪大恶极的。再者，基督徒诉讼，也不到法院，只到主教座（Cathedral）前，听任主教定夺。对于一向以法律公正严明自夸的罗马政府，这也是一种侮辱。从罗马政府看来，这些人有自己的法纪，有自己效忠的对象，这样一来，人们便以为基督徒对君主不忠，于是，教会愈是强大，便愈对当权者构成威胁。其实这也是很冤枉的，当时的基督徒都是最守法，也是最顺从君主的百姓，他们以为君王祷告为责任，并且以向君王尽一切责任为神的命令。
最后，基督徒被迫害，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例如基督徒信主后，将他们拥有的奴隶释放；这行动在当时的人看来，真是大逆不道。而且，未经政府批准而释放奴隶，是可以被处死的。但基督徒却遵行爱弟兄的命令，冒死释放奴隶，这样更造成其他人对他们的敌视。
新约教会的基督徒不单没有否定他们作为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反过来他们非常郑重的肯定其公民责任，我们在罗马书十三章及彼得前书第二章，便可见其一斑。初期教会所抱的原则正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对彼得及保罗来说，应当归该撒之物与应当归神的物是完全不同的，其中的分别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看出来；彼得吩咐信徒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尊敬君王的尊敬与尊敬众人的尊敬在原文是用同一字，但敬畏神的敬畏却完全不同，这个字具有战抖、惊栗的意味，是一种极度尊崇、畏惧的态度，亦即是说，信徒一方面要尊重、敬重君王，但另一方面对神却要绝对的顺服、畏惧。时于彼得来说，基督徒对君王的尊敬也是基于敬畏神，正如他在第二章十三节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保罗的看法也是一样，政府、国家元首和国家的制度都是神手中的工具，用来保障行善的人，惩治为恶的人。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或制度是完全、绝对的，罪恶的势力也同时存在于元首的生命中及制度之内，因此，基督徒不能以人的制度为完全为绝对，更不能将该撒的权能与神的权能等同。所以，初期教会的信徒一方面是极为顺服国家元首领导的一群，但另一方面却保持先知的身分，不怕指出国家制度的不完美，甚至元首可能犯的错误。
初期教会的信徒，在各样的事情都表明自己与其他公民无异，是顺服掌权者的良民，正如第二世纪的达提安（Tatian）说：「因为神吩咐我纳税，我便纳税，我的主吩咐我作奴隶，我便以奴隶的身分服侍，我愿意尊敬所有的人，只是当人吩咐我否认神时，我便恕难从命。」革利免（C1ement）主教也表明基督徒是非常愿意服从掌权者，只要他们不被迫违背神。
很多护教者也为此向国家的元首申辩，表明基督徒并不是叛逆份子。丢格那妥（Diognetus）指出，基督徒奉公守法其实比任何人更积极。教父雅典纳哥拉（Athenagorus）写信给奥热流皇帝时说：「有谁比我们更值得你的体谅与支持？我们恒常为你的政府祷告，以致你的国家以及子孙不断兴盛，而我们也乐得在你的治下过太平生活，听你的命令和差遣。」特土良更指出，假如基督徒真的有叛逆之心，只要他们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便足以对国家构成相当的威胁，因为基督徒的人数实在不少。然而，基督徒不但没有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反而诚恳地为君王祷告：基督徒看他们的元首是神所使用的，因此不单不会与他为敌，更以爱戴、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从这些教父的言论中，我们可见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相当顺服和友善的。
然而另一方面，基督